商品名稱

為什麼警察把我的吸食案件說成販賣？——揭露警察績效制度的真相

前言

在臺灣，警察的執法行為，特別是在毒品案件的偵辦上，長期以來受到一套複雜且充滿爭議的「刑案積分制度」所驅動。這套制度原意在於量化警察的工作表現，激勵其打擊犯罪，但實際上卻可能引導執法人員走向一條追求數字績效而非實質正義的道路。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在處理大量毒品案件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此制度對個案的影響，特別是觀察到在特定專案期間，警察會異常積極地查緝毒品，甚至有將單純吸食者「升級」為販賣者的傾向。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臺灣警察刑案積分制度的內涵、其與毒品案件偵辦行為之間的扭曲關係，並探討其對司法程序與人權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一、制度背景：從績效管理到數字遊戲

臺灣的警察績效制度，其初衷是為了改革過去內部升遷混亂、缺乏客觀標準的狀況。透過將各類刑案賦予不同分數，並將積分與警察的考績、獎金甚至升遷直接掛鉤，期望能建立一套更為公平的評核機制。2017年，行政院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投入百億預算，強調「溯源斷根」，將查緝重心從末端的吸食者轉向中上游的販毒網絡。隨後，警政署於2018年頒布「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進一步將此政策目標細化為具體的績效指標。

然而，理想的政策目標在層層轉譯後，到了基層執法單位，卻往往簡化為一場追逐分數的競賽。根據報導者2020年的深度報導，以2019年新竹市的規定為例，查獲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僅有2分，但查獲販賣第一級毒品則高達20分，若在特定專案期間，分數更可能翻倍至40分。這種巨大的積分差異，無疑為警察的執法行為提供了強烈的經濟誘因，驅使其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CP值」最高的案件類型上。

二、執法行為的扭曲：從「抓毒品」到「做績效」

在績效制度的驅動下，警察的偵查行為出現了系統性的扭曲。最顯著的問題，便是「小案變大案」的現象，尤其在毒品案件中，將單純的吸食者或持有者，透過各種偵查技巧「升級」為販賣者，以獲取更高的積分。

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在實務中發現，此類操作手法屢見不鮮。例如，警方在查獲吸食者後，可能會利用其法律知識的不足，或以提供減刑機會為誘因，要求其供出「上游」。在某些情況下，警方甚至可能採取「釣魚偵查」的方式，由員警或線人喬裝成買家，引誘持有少量毒品的人進行交易，一旦交易完成，便立即以販賣罪現行犯逮捕。這種由「機會提供」滑向「犯意誘發」的執法方式，其合法性在司法實務上充滿爭議，但為了績效，部分員警仍不惜遊走在法律邊緣。

另一個嚴重的後果是「洗毒品人口」的現象。由於查緝大型販毒集團或製毒工廠難度高、耗時長，且充滿不確定性，許多基層員警為了穩定地獲取積分，選擇集中火力查緝相對容易破獲的底層吸食者或小盤藥頭。這導致了底層的毒品施用者在司法體系中不斷地被抓、被關、再被抓，形成惡性循環。諷刺的是，這種現象在績效報表上會呈現出「查緝成效卓著」的假象，但實際上，毒品問題的核心——販毒網絡，卻絲毫未受動搖。這也印證了許多基層員警的自嘲：「警察一直有績效，但是沒成效」。

三、制度的深層缺陷與改革的呼聲

警察刑案積分制度的問題，根源於其設計上的根本缺陷。司法改革基金會指出，現行的績效制度不具科學性與合理性，績效評估的基準與計算方式不透明，且過於細瑣浮濫的績效項目，反而造成惡性競爭與不當的執法行為。更嚴重的是，績效制度已成為中高階主管對基層施壓的工具，導致基層員警長期處於過勞與高壓的環境中，甚至引發心理健康問題。

面對這些沉痾，改革的呼聲從未間斷。司法改革基金會建議，應建立一套更具信效度的績效評估機制，納入勞動條件、程序正義等指標，並應有結合實務單位與學者的研究團隊來檢視並改善績效制度。更重要的是，應成立一個由基層警察代表、人權專家、社會科學研究者等外部委員組成的「警察績效管理委員會」，讓績效制度的設計與監督回歸專業與透明。